区块链技术将推动公益组织变革｜标准共识

概述概述

公益慈善组织屡屡产生信任危机，导致严重后果，形成恶性循环。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讨论了使用区块链共识机制和令牌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 方案引入约束关系，保护各方（包括机构和公众）的利益，采用代币机制隔离资产管理和运营管理，通过多重签名和代币兑换确保捐赠安全有效使用。

报告报告我国慈善市场现状

近年来，我国慈善组织发展迅速。 根据2019年发布的慈善蓝皮书数据，截至2018年底，全国社会组织总数81.6万个，比2017年增长7.1%，社会公益总值达到3265.2十亿。 然而，由于我国慈善组织的进入壁垒高，管理效率低下。 一些慈善组织存在管理不严、资金运作不当等问题。 尤其是近几年，尤其是最近几天，有关慈善组织的负面信息不断涌现，引发社会各界对慈善组织的普遍质疑。 并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慈善组织信任危机。

2016年全国社会实际捐赠1458亿元，2017年社会实际捐赠总额1526亿元。 2018年，我国社会捐赠总额预计约为1128亿元，比2017年下降26.1%。尽管社会捐赠金额大幅增长，但仍有43.5%的志愿者组织面临志愿服务经费不足的问题。

随着慈善事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我国现有的慈善组织法律法规显示出种种不足。 直到2016年9月1日，中国才正式颁布慈善法。 与1954年和1958年先后制定《慈善信托法》和《娱乐慈善法》，并在21世纪不断完善慈善法的英国、美国相比，《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 》于1998年颁布，2008年开始实施。实行新公益法人制度的日本，落后了十几年。

我国现有的慈善管理中，外部监督不足、内部治理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比比皆是，慈善组织在信息披露方面也表现出诸多缺陷。 信息公开是公众了解慈善组织运作和管理过程的主要途径。 目前难以满足监管需求和社会呼声，最终导致公众对公益慈善失去信心，引发公众“想捐又怕受骗”的质疑。

慈善机构现状

根据国内慈善组织的现状，我国现有的非营利组织可分为草根非营利组织、未成立的非营利组织和法定的非营利组织三种类型。 所谓草根非营利组织，是指未经正式受理和认可，不具有一定法律地位，自愿开展活动，未经登记的民间非营利组织。 非营利组织是指正在转型的一些新型或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比较经典的是转型中的网络团体和事业单位。 法定非营利组织是指通过正常方式登记备案，依法依规开展各项活动的社会组织，包括一些免于民事登记但具有合法地位的团体组织。

2018年末，全国社会组织总数81.6万个，比2017年增长7.1%，增速有所回落； 其中，基金会7027个，社会组织36.6万个，社会服务机构44.3万个。 2017年分别增长11.4%、3.1%和10.8%。 据基金会中心网统计，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全国基金会总数为7015家，比2017年的6384家增加了631家，年增长率为9.8%。

信任危机是关键并导致进一步恶化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公共治理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慈善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延伸政府职能方面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优势，甚至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发挥填补政府职能“真空”的作用。 在我国，慈善组织的管理曾经是一个双头问题。 登记管理属于民政部门，但业务管理不属于民政部门，而是由其他政府职能部门承担。 因此，监管责任在实践中无法明确界定。 同时，由于法律的缺失，信息公开也不是政府监管的法定义务。

慈善组织缺乏有效监管、民间慈善组织缺乏合法地位、信息不透明是目前国内慈善组织面临的重要问题，共同导致了慈善组织的信任危机。

“不信任”的影响有多严重？

我们用2011年“郭**事件”后的各种数据来说明。

根据《2011中国慈善捐赠报告》核心数据。 受郭美美影响最大的机构2011年共收到社会捐赠约28.67亿元，比2010年减少约59%。与机构收到的捐赠骤降相比，2011年我所在社会捐赠总额全国总计约845亿元，比2010年下降18.1%。

这个事件的连锁反应还没有结束，让我们继续看2012年。根据2012年中国慈善捐赠发展蓝皮书，全国社会捐赠总额约为700亿元，这是一个与2011年的845亿元相比下降约17%。

查看受影响最严重组织的公开年度审计报告数据，数字不言自明。 捐赠收入如下：

人民日报2011年

2012中国经济网报

更危险的是信任危机开始加剧

从不信任开始，一系列的逻辑演化将导致更加恶性循环。 不信任 -> ... -> 更多的不信任。 例如：

没有信任 -> 处理疑点多 -> 处理捐赠的精力少 -> 事件解决效率低 -> 信任少

没有信任 -> 捐赠金额减少 -> 困难地区更难获得帮助 -> 地区发展缓慢 -> 需要帮助的人增加 -> 影响整体经济发展 -> 捐赠金额减少 -> 信任减少

还有很多类似的逻辑演化……

慈善机构缺乏有效监管

“郭**事件”、“中非希*工程”、“商*骗捐”、“宋*灵石像”、“4*晋女”等种种事件，受到社会各界质疑，他们似乎被收取管理费，开发票成为一种盈利行为。 每年，高额的管理费都进了管理者的腰包。 由于他们的官方背景，外界对他们的监督形同虚设，公众对他们的监督只能停留在舆论诉求上，而这样的文章往往无法保全。 太长。 政府作为外部监督者，并未实施有效监督，而是以行政方式直接参与慈善组织的日常运作。

我们可以从最近发生的各种事件后政府采取的措施中看到豹子。 这种“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的方式加剧了监管难度。 具有官方背景的慈善组织利用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获取资源并开展经营活动，但行政监管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管理。 最后，当信任危机发生时，失去的是政府的公信力。

民间慈善组织缺乏合法地位

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最重要的方面是其合法性。 法律背书是快速获得公众信任的最有效途径。 合法意味着根据公认的传统和规范获得公众的支持。 慈善组织必须获得一定的法律地位才能获得公众认可，而公众认可是获得社会资源的最重要途径。 在这种共识下，民间慈善组织自然有获得合法地位的需要。 但事实上，民间慈善组织与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之间的模糊关系、监管者的不确定性、性质认定的模糊性，并不能取信于社会公众。 据统计，我国80%以上的民间慈善组织属于“非法存在”。

一个基金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支私募基金于2007年在北京正式运营，隶属于其他组织，可以以其他组织的名义向社会公开募捐。 但由于法律原因，曾一度面临中断的危险。 隶属于红色基金会的One Foundation不具有法人资格，也没有公章，因此在与企业的深度合作、资金流转等事项上受到严格限制。 汶川地震发生后，壹号基金会试图从善款中拨款400万元用于灾后重建。 但是，由于需要经过这些机构一系列复杂的审批程序，这400万元从北京拨到四川后，还是被使用了。 这不，终于打电话回北京了。 最终，One Foundation只好等待捐赠流程走完，团队先以自己的名义垫付款项，进行前期的救灾工作。

另一方面区块链技术来源于以太坊，法律对民间慈善组织的合法化进程设置了过高的门槛，一些合法化的民间慈善组织打着慈善的幌子招摇撞骗，进一步降低了慈善组织的公信力。 微笑天使基金成立后，首要任务就是寻找合适的定点医院合作开展唇腭裂患儿的抢救工作。 不过，在慈善基金会成立之初，李亚鹏就向医院提出了“三大条件”。 大多数公立医院无法接受这些要求。 与公立医院相比，李亚鹏完全处于劣势，几乎没有胜算。 迫于压力，李亚鹏只能选择民营医院作为合作伙伴。 再举个例子，汶川地震后，韩红基金会积极捐款捐物。 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成立于2012年，但直到2019年才取得合法的公开募捐资格。

随着时间的推移，民间慈善也迎来了一定程度的优惠政策。 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颁布后，基金会繁琐的流程终于得到了缓解。《慈善法》的通过为非公募基金会提供了新的筹款渠道，也为慈善事业提供了最佳支持。组织。 民间慈善组织法制化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信息不透明

近年来，虽然我国慈善组织的透明度指标逐年提高，但大多数慈善组织仍然未能提供一些重要的敏感信息，如管理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薪酬、慈善项目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等。 . .

即使有这样一个基于互联网的集中信息发布平台，也不代表它就是慈善组织发布信息的最佳渠道。 无法及时方便地获取各类信息报告的原文。 一些慈善组织的网站还存在信息披露不全面、时效性不强、披露信息无法核实等问题。

暨南大学传播学教授吴文虎表示，“在社会出现阶级鸿沟、垄断集团依靠特权实现欲望的环境下，底层群体的剥夺感很容易被放大和加剧，敏感人群很快形成集体不信任，所以，越是不透明的制度和立场，越容易成为引爆民怨的火药桶。”

如何获得信誉

那么慈善机构如何才能重获信誉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可信度生成的机制。 笔者敬佩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社会学教授在论文《信任的产生：经济结构的制度基础》中写道：信任来自沟通的过程，来自组织的特征，来自于法律制度。

他认为，两党往来的历史口碑会给彼此信任，社会性质相近的两党也很容易建立信任。 法律制度为人的行为提供保护，也可以产生信任。

首先，就慈善组织的公信力而言，具有良好历史和声誉的慈善组织更容易获得公众的信任。 公众判断慈善组织声誉的主要依据有两个： 1. 慈善组织的第一手资料。 2.来自舆论的二手信息。 两者都会影响公众对慈善机构的信任。

例如，很多慈善组织邀请捐赠人参与项目考察，目的是让捐赠人获得第一手资料。 在慈善组织与捐赠人之间不断的互动和沟通历史中，双方可以通过积极的反馈快速积累信任。 同时，在二手信息中，媒体、自媒体和专家发挥着关键作用。 基于通过这些渠道获得的信息的积累，公众会对慈善组织形成判断。 在媒体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慈善机构往往会赢得公众的信任。

慈善组织要想获得公众的信任，就必须努力让公众从慈善组织内外获得真实、权威、可靠的信息。 但是，信息传递的方式决定了慈善组织的真实信息能否到达公众手中，进而决定了公众对慈善组织的信任程度。 由于信息传递过程中存在遗漏和歪曲，而且信息传递环节越多，信息遗漏越多，所以第一手信息和二手信息对慈善组织公信力的影响是不同的。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很少依赖第一手信息，更多的是依赖二手信息来判断是否给予信任，而公众拒绝信任的信息主要是二手信息。

其次，人们的信任度基于慈善机构的某些社会特征。 公众与慈善组织的价值观越相似，慈善组织越符合公众期望，公众就越信任慈善组织。

信任和期望是连在一起的，信任越大，受托人的期望就越高； 信托越小，受托人的期望就越低。 人们对社会角色的长期期望会固化为角色的行为规则。 如果角色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就会被认为不诚实，并受到相应的惩罚。 哪怕大家对角色的期待不合理，角色也会因为没有达到期待而受到大家的制裁。 如果受托人的行为达到或超过受托人的预期，双方的关系就会得到巩固或加强，受托人今后也会继续信任受托人。 慈善组织需要了解公众对他们的期望。 捐赠人在将宝贵的款物委托给慈善组织的同时，也给了慈善组织用好所捐赠款物的期待。

三是法律为双方提供了强有力的强制保障，失信必将受到法律的惩处。 这样，法律在履行职责时，公众对慈善组织的信任度就会更高。

2016年颁布的《慈善法》解决了慈善行业“违法违规”的问题。 但由于历史原因，民众期盼的“严执法”问题仍在落实中。 这期间积累的问题爆发了。 公众对执法的不满。 当慈善组织未能回应公众的合理期待，甚至故意作恶时，可以依法予以惩处，这不仅会提高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增加违法成本，还会提高政府部门的公信力。

因此，要获得公信力，就需要引入约束机制（法规、参与者等），确保信息公开，满足公众期望。

区块链解决方案讨论

区块链的本质是解决在互不信任的情况下，交易仍然可以进行的问题。 在公益慈善领域区块链技术来源于以太坊，可以通过区块链共识机制和技术手段实现上述解决方案“引入约束机制（规定、参与者等），确保信息公开，满足公众预期”。 单纯解决信息透明、立法等表面问题，并不能解决信任问题。 这种解决方法就是“头痛医头，足痛医脚”的方法。 如果不解决本质问题，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信任危机。

数据透明和披露不是问题的关键。 可以说，任何慈善组织都有相应的信息系统，发布各种信息，但信任问题依然存在，最近又爆发了。 很明显，2019年信息技术或者信息系统建设比2011年好很多，问题解决了吗？

法律法规也不足以解决问题。 前文提到，2011年“郭美美事件”时还没有慈善法，但2016年9月1日，中国正式颁布了慈善法。 到了2019年，信任危机再次爆发。 问题解决了吗？

一个区块链解决方案要想行之有效，应该如前所述：“引入限制机制（法规、参与者等），确保信息公开，满足公众期望。” 这样的区块链解决方案是什么样的？ 我们的愿景如下：

利用区块链的POS共识机制，让监管机构、大额捐助者、资产受托人等成为超级节点，将原来单一的公益慈善机构管辖转变为节点共识投票机制。 这将使主要参与者成为一个共同的利益群体，这个群体的利益与公众的利益是一致的。 由共识机制保证，利益一致，不能损害其他参与者（或者成本太高不可行）；

公益机构管理与资金管理分离，采用代币兑换模式，杜绝暗箱操作，提高运营效率。 捐赠人获得公益组织分配的代币，资产托管机构根据捐赠人的代币持有量将资金划入捐赠人的银行账户。 区块链将保证资金流转公开、透明、可追溯、实时兑换；

使用多重签名技术保证代币和相应的资金管理有效。 代币的转让由资产托管机构、公益组织、捐赠大户共同签署。

区块链可以解决的问题

区块链技术的诞生，降低了降低信任的成本，因为它的本质是分布式账本，可以完美解决信息系统中的信任危机。 目前主要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如下：

问题：资金使用不受限制

解决方案：POS多重签名通过共识机制和多重签名机制使得违约成本极高

问题：资金流动不透明

解决方案：数据上链

问题：资金和物资使用效率低下

解决方案：智能合约数字资产转移

区块链解决方案体系框架

区块链采用POS共识机制和有限参与的联盟链。 大捐助者、公益组织、监管部门、资产托管机构都是超级节点。 通过区块链本身的代币体系，将公益组织的运营管理与资产管理分离，由资产托管机构向接收方发行代币。 收款人使用代币兑换机制与银行兑换资金。

阐明

区块链通过去中心化、非对称加密、分布式存储等机制，确保系统中的所有节点都可以在可信的环境中自动、安全地交换数据，并且这种机制节省了时间和金钱，并且可以自动匹配、执行，与其他费时费力的工具，更有优势。

自比特币以来，区块链技术一直在不断发展。 2014年，以太坊进一步衍生出具有各种新功能的智能合约技术，将智能合约以数字形式写入区块链。 该技术的特点保证了存储、读取、执行全过程透明、可追溯、不可更改。 它可以解决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之间、人与物联网之间的信任问题。

因为人类是善变复杂的物种，人类总会犯错误，而区块链技术是一种不可篡改的智能信任，人们可能会违规造假，但技术不会欺骗大众。

在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发展的影响下，公众会越来越意识到信用的重要性，因为一旦违约，就意味着公众过去的失信行为大家可以知道，同时将直接影响到公众今后对这些信用服务的使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用户越来越珍惜自己的信用，从而增强全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结论

本文只能提出一种技术方案，共同为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自律和外部监督提供一种可行的手段，但其实现仍面临诸多困难。 因此，本文的思路在总结问题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的同时，还存在法律法规不明、内容细节不明、对慈善电子系统实际运行过程了解不够等问题。 随着调查的深入，这些遗留问题将作为今后讨论的内容进一步提出。

风险提示：